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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案件细节的敏感性和转化为有利辩护要点的操作能力：作者对多起案件的实务操作均展现出细节决定成败，这样一种职业习惯对于其职业成功具有重要的支撑意义。

最高司法机关虽然在智识、能力与经验方面高出一筹，但是运用司法解释来替代成文法（最起码有部分替代的事实）却有着天性的弱点。但在我国现阶段的刑法体系中，司法解释独占鳌头的局面却与我国古代的传统遗风有关。

自己立法与自己施行的现状使立法者和司法者合二为一。即成文法系统与司法解释系统。从刑法典内大多数法条的内容来看，都存在着简单罪状表述即以偏概全的问题，因而仍然属于成文法典内容的不足。可见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仅仅依靠成文法如《唐律》、《宋刑统》等法典对庞大的国家实行管控是不够的。这一司法解释的事无巨细似乎将刑法典的无能反衬得淋漓尽致。

立法活动面对功能强大、反应敏捷的最高司法机关，显得行动迟缓。但是，为何不将这些较为详尽细致绵密的司法解释直接转换为刑法典的内容呢？为什么非要通过司法解释这样的内部形式让老百姓感到法律的神秘？在很多情况下，司法解释并没有安于本分地行使 具体操作的功能，而是俨然以二法律的立法者在居高临下地对刑法典评头论足，几乎完全架空了成文法典。这里，西方的城邦哲学与中国的家哲学并形成了某种对峙，而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城邦化，不断地从价值论证和制度安排上贬低家庭并抬升个人，同时经由被解放的个人而直接支撑主权国家。

这是近些年我所见的关于中国家哲学的最好论述。然而我们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尚未完成之时，没有理由停顿，没有理由过度乡愁，而是需要继续秉持改革哲学所内蕴的理性与创造性伦理，在不可清除亦不可龟缩的自身文明与历史经验基础上建设一个面向世界与人类的现代中国，其内涵至少包括：自由公民、儒家社会和法治国家。如同中国的公天下理想一样，柏拉图的理想是公城邦。这不仅仅是对人权的回应，也是对中国古典家伦理的回应，是对20世纪以来革命毁家后果的一种政策性矫正。

毁家的逻辑来自西方，而家哲学与家的重建，在道德正当性上只能来自中国自身。柏拉图从其政治经验出发洞察到家主要是一种私性存在，其自然趋势是不断放大个体的私欲。

因此，儒家尽管区分了君子和小人，却没有在制度上放弃任何一个人参与君子实践的权利与机会。在家庭缺位时，西方便始终在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呈现钟摆效应，而冷战不过是这两种哲学倾向在国际层面的遭遇。百年激荡之于中国千年文明，实在只可补益而不可颠覆。西方的公共哲学以对家的彻底否定为起点，终于在工业文明时代一跃而主宰了世界历史。

当然，２０世纪也是西方哲学反思的世纪，各种非现代与反现代的哲学思潮开始对现代性哲学的价值管制提出抗议，这一西方哲学的内部反思启发并补充了中国的家哲学思考，比如张龑博士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以西方的存在哲学来批判主体哲学, 从而为中国家哲学之普遍性提供论证，为家原则重建为中国法原则展开法哲学努力。儒家则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思想选择。（本文原载《新产经》2013年第12期，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计划生育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儒家设想的逻辑连贯的道德过程，其中修身是君子的内圣过程，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君子参政的外王过程，由此内外一致而成君子。

而近些年快速推展的新型城镇化则以非常粗暴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一步深入农村内部，在不计任何文化与社会代价的条件下单纯追求城镇化的表面经济指标。由此，家哲学与家的重建便寻找到了真正合宜的归宿。

法家之国家哲学被福山奉为人类政治史上建设有能力国家的典范。在西方人看来，家是不能作为公共性之原子单位的，因此必须将个体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个体直接面对上帝或主权国家的方式建构公共体系与公共理性。

这是极其有益的思想动向，表明中国学人在历经西方思想洗礼之后已逐步具备自主思考的品性与理论创造的冲动。况且中国人离家仅逾百年，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不自觉地共谋毁家却不能成就，中国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内心的家伦理与家情感依旧为历经劫难与动荡的可燃物，绝非死物。当代中国存在两种政治乡愁：一是对三代之治或董仲舒式的儒家国家的历史悲情，以文明名义自我尊崇，而常常拒绝或大大削弱了理性反思与对话的意愿和能力。儒家完全不认为家是私欲的载体，而是与国、天下等构成训育个体焕发君子人格的积极社会建制。任何乡愁，无论所寄托的对象在当时是激进还是保守，在当代看来都是保守的，因此都是需要加以理性克制与转化的。笑思先生的《家哲学》从比较哲学的角度重新定位家哲学，将西方人的选择视为城邦术而对家保持顽固的盲视，透露出这位旅美华人哲学家对中华文明之家本体的厚爱与钟情，以及对西方社会背家而行之道德代价的经验体认。

而柏拉图的城邦则过于理性，其公共保育所制度全面替代了家庭保育功能，而且对缺陷儿和手艺人存在非人道与不公正的安排，其公共性建构只覆盖优秀的护卫者，其城邦等级制理性但不温暖。儒家对人满怀温情，不抛弃，不放弃。

这是一种价值的错置与实践的偏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改革史的重要里程碑，其中一个亮点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即适度放开单独家庭的生育限制。

然而，这一决断几乎在一开始就遭遇到激烈争议和批评，且在实际执法中遭遇最为激烈的抵抗，同时也成为执法权力寻租腐败的重灾区。因此，家的重建在正当性上不可能主要依赖西方的思想资源，而需要饱满的中国家哲学予以支撑。

君子之德可以是不饱满的，但却都是可以实践的。儒家具有饱满的家学，但在国家哲学与国家理论上一直存在结构性欠缺，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侧重国家理性的法家才能够结束春秋战国之乱世的根由。在背家而行的强大价值支撑下，西方人出现了无法回家的道德困境，堕胎、同性恋等关键性的社会命题被以权利语法讨论着，其不可避免地朝着自由化方向扩展。柏拉图的男女平等论证是为了将女人从婚姻家庭中解放出来，将性别差异从政治哲学中放逐，从而最大程度地削弱基于性别的婚姻家庭传统建制对城邦公共性的消解。

计划生育的道德基础不是人权，不是家庭，而是直接的国家主义，是基于非常纯粹的国家理由作出的政治决断。  有别于海外新儒家的内圣取向，近十年来兴起的大陆新儒家有着强烈的外王情结，将儒家复兴寄托于国而非家。

这一决断延续了中国20世纪的社会革命思维与激进主义行动逻辑。有学者提出社会儒学之定位，将儒家之当代存在定位于个体和国家之间，则恰恰应合了儒家同时抗衡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双重偏颇的使命。

可以说，没有家，便没有了儒家。西方人已离家千年，西方哲学对家的价值管制已有效解除了对家的乡愁，尽管也偶有诗人突破此种禁锢。

甚至发生在201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都有着步此后尘的痕迹。不过，这种社会性定位又是区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的，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扩展型社会秩序，由此使儒家在当代恰当地负担起文明教化与社会治理的责任。可想而知，在国家放开生育管制之后，自由主义与家的重建之间的张力必然会逐渐凸显。保守派祭出宗教法宝，但西方宗教亦为人为拟制，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其影响力早已衰微，对人心的打动甚至不如其早早抛弃的家。

对此，甚至连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建议。在《理想国》中，当柏拉图建构起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极其精致的德性匹配结构之后，在对话者的追问之下不太情愿地谈论了男女、婚姻和家庭问题，引出了城邦公有制的命题，提出了共产、共妻、共子的制度构想。

二是偏向儒家的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所分享的基于中国古典性的家论证，将生育行为作为家庭伦理与结构的基础行为予以辩护，而家庭本身的道德教育、社会治理与社会保障意义均涵摄其中。在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背景下，心性儒学立意太低，是花果飘零之时的最小化保守姿态，而政治儒学甚至宪政儒学立意太高，可能冲决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民主法治正途与个体自由取向。

以君子修养程度为限，最基本的公共性实践在家，其次可及国，再次可及天下。对儒家而言，私性的重灾区不在家庭，而在个体，因此必须为个体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性教育和守护。